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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宋恒玉主任为首的恒金律师事务所,是一支拥有出身知名法学院校、专业基础扎实、思维活跃、富有朝气、业务精湛的律师团队。

继承纠纷庭审要领
发布时间:
2020-08-31 16:35
摘要:
刑事律师法庭辩论的基本要领
发布时间:
2020-08-19 09:07
摘要:
如何找到靠谱的形式律师
发布时间:
2020-08-14 09:08
摘要:
刑事案件,要不要找律师?找怎么样的律师?想必是大家比较关心得问题,此文将对上述问题一一阐述,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斧正。 问题一:刑事案件,要不要找律师? 有律师称“刑事指控就是一辆高速列车,一旦启动,几无可挡”。刑案无小案,它关乎人的自由、生命。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就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盲聋哑、精神病、无期、死刑、未成年,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检法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侦查阶段又最为关键,其搜集、固定的证据在后续的诉讼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刑事律师需要怎样的辩护思维
发布时间:
2020-08-05 09:51
摘要:
“法学教育,归根结底是培养法律思维的教育。”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在法大课堂,初入法学院时我还不以为然,深信我们应该掌握和学习的是运用法律的技巧,技巧掌握对了,最终判断就一定正确。随着案件越办越多,才发现每个案件都不一样,应对技巧千变万化,唯独办案的法律思维能够一以贯之,这才意识到思维的重要性。良好的法律思维,能筑成系统的办案习惯,面临复杂多变的案件,也能从容应对,把握关键。那么,对于刑事律师来说,到底需要培养怎样的刑事辩护思维呢?一、故事思维,引人入胜一条法律规定的修正,一次再审的纠错,一场划时代意义的庭审,一个案件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沉重的、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如果没有经过辩护律师的讲述,将无法得到充分披露与呈现,那么整个法庭就只有一种声音,最后将导致重要的故事情节被忽略,真相难以还原,裁决未免失允。正如电影《罗生门》中,关于武士的死,原本大家都以为强盗是唯一的真凶,但在听取武士妻子、强盗、樵夫、女巫、和尚的不同版本故事后,才发现每一个故事都有可能是真相。现实中,每一个案件都可能是一出罗生门。所以刑事律师,首先得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能够将卷宗、被告人、证人身上了解到的案件事实形成故事,向法庭呈现。同故事的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一样,将犯罪事实转化为故事的心路历程,也是对全案事实、证据的总结归纳。其次,刑事律师得是一个故事的检验者,指控的犯罪故事是否准确、恰当,能否展现案件全貌,是否遗漏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都值得刑事律师悉心发掘、展示。最后,刑事律师还得是一个故事的筛选者,去掉无关事实,挖掘隐藏故事。案件中存在与指控犯罪无关的事实、内容,应当筛除出去,避免影响到犯罪事实的审理;同时也要挖掘一些犯罪事实背后,是否有合理因素的故事情节。我们看到郭利因几盒奶粉就向雅士利索要300万高价,并以曝光相威胁时,是否也认为敲诈勒索罪有应得?但当我们了解到,奶粉超标以致众多儿童丧失健康,才发现这只是其中一位伟大父亲的正当维权;我们看到于欢对债主咬牙切齿、横刀所向,暴力恶行应当严惩,却未曾想这是一位孝子被非法催债而保护母亲的防卫行为。因此,讲述故事,补齐情节,是刑事律师的首要思维。 二、逻辑思维,层次分明叙述完事实,加上缜密的逻辑论证,才能确保结论准确,这是每个案件都需要遵循的三段论。古希腊有个著名的“半费之讼”案,学生向老师求教法庭辩论之术,两人约定,学生先付给老师一半学费,剩下一半等毕业后,学生第一次出庭打赢官司后再付,如果出庭败诉了,说明老师教学无方,则剩余学费可以不交。但学生毕业后一直不打官司,也不交学费,老师就起诉到法院。学生抗辩称:“如果法官判我赢,那依据判决我不必支付剩余学费;如果判我输,那么按照合同,我也不必支付学费。” 老师在订立合同时,未考虑到判决与合同之间的逻辑矛盾,而学生巧妙地利用这点,让自己免于担责,充分体现了学生严密的法律逻辑思维。对刑事律师来说,逻辑思维既是检验指控逻辑是否充分的试剂,也是制定辩护策略的必经之路。比如法定的程序逻辑,先侦查再起诉后审判,审判的犯罪事实必须在起诉范围内,当出现判决认定超越起诉内容与事实,或与起诉事实截然不同时,那么刑事律师就能意识到,判决因违反程序应予撤销,或不予认定超出起诉的部分;再如一些税务类犯罪的特殊案件中,行政程序前置于侦查程序,当税务行政机关未进行行政认定直接送往侦查机关时,那么刑事律师就能知晓程序违法,推动案件退回税务机关,在行政前置程序解决税款缴纳问题,避免刑责;又如实体上三阶层逻辑,以犯罪构成、违法性、有责性递进式判断是否构罪,从中刑事律师能够获取嫌疑人出罪或罪轻的理由,是主体、行为要件,还是防卫、避险等事由,又或是责任能力、缺乏期待可能性等,可以选择运用到辩护中。三、证据思维,抽丝剥茧每个事实都需要证据来证实,每一个要件都需要证据来体现,证据贯穿整个诉讼过程。这就需要刑事律师对每一单事实、每一个要件做证据梳理,抽丝剥茧,找到无法证实犯罪的突破口,或证实不构成犯罪的有利点,打破指控的证据僵局。如我们曾办理的某村干部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中,为证实该成员具有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公诉机关提供了2003年的村民大会选举、任命文件,看上去证据充分。但是经过我们详细调查后,发现选举文件的任命时间是2003年至2006年,2006年之后该村再未进行过村民小组选举,也没有重新任命村干部的文件。而嫌疑人收受财物的时间是在2012年,说明收受财物时已不具备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合法身份,法院最终采纳辩护人质证意见,认定非公受贿罪名不成立。四、经验思维,信手拈来经验是最好的老师,往往能够指引你做出最快、最准的选择。霍姆斯大法官曾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以经验克服逻辑上的不可能”。刑事律师办理的每一个案件都能够成为今后宝贵的财富,每一次总结也都能为之后的案件提供指引。经验能够告诉我们,程序的把握、策略的选择、案情的走向、结果的预测。另外,经验思维不仅包括对自己办案的总结,还包括对其他同类案件的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我们信奉的是大陆法系,但案例的参考几乎充斥着整个诉讼过程。我们可以通过同类的案件,去分析该类犯罪常见的行为模式、指控需要的必备证据、控辩胶着的争议焦点、法庭关注的重要情节等等,还能从中归纳出可行的辩护策略,甚至能够成为左右法庭自由心证的法宝。在我们曾办理的曾某涉嫌受贿案中,一审辩护律师曾提出自首情节,由于检察院出具的《破案经过》显示,检察院是先接到纪委移送线索,立案后当事人才到案供述的,故一审法院未认定自首。我们介入二审后,发现案件缺乏纪委的《到案经过》,了解到检察院的《破案经过》其实并不是最早的到案情况,所谓的纪委的线索实际上是基于曾某的主动投案。我们遂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纪委的《到案经过》,还原了自首过程,最终成功争取到缓刑。正是得益于职务犯罪办案经验带来的判断力,才让我们发掘到《到案经过》,改变了一审认定。五、对抗思维,备战充分指控与辩护是组成刑事司法公正的两根相互对抗的支柱。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刑事律师要有对抗思维,了解控方指控犯罪的逻辑与方法,然后制定针对性的辩护策略。从起诉书列明的基本事实,到举证目录展示的证据,再到法律适用、罪名定性等,包括对庭审公诉方发问、举证的预测与应对。指控需是一个严密的闭环,当闭环出现漏洞,指控将难以成立。而辩护律师立于控方角度所要做的,就是为了更快、更准的挑出漏洞。同时,刑事律师的对抗思维,还包括站在公诉人角度换位思考。律师约见检察官的普及与认罪认罚制度的适用,使得控辩双方的沟通越来越频繁,也提供更多的机会求同存异。一些案件全案起诉证据不足,认定不起诉又比较艰难,公诉人也不能单独决定,坚持下去不仅要延期退查两次,被告人最终羁押期还遥遥无期。这时可以考虑给控方留个台阶,试着协商仅起诉双方认可的一小部分,达成认罪认罚,让被告人早日恢复自由。六、情理思维,将心比心我时常在想:理性论证过程是否需要情感的介入?情感因素会不会导致错误判断?越来越多的案件证明,刑事辩护是需要情理思维的。只有感同身受过,才能体会被告人行为的初衷情有可原,也更能让法庭采纳罪轻、无罪的情节。在我们曾办理的王某涉嫌故意杀人案中,王某用电话线将其丈夫勒死,杀人事实证据确凿,一审判处十五年。后来我们了解到,王某常年忍受家暴,甚至被丈夫在两个小孩面前殴打、凌辱,事发当晚丈夫又将妻子打醒,还试图用电话线将其勒死,却遭妻子防卫反杀。康德说:“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我们做不了纯粹的理性人,也不能事后强求当事人在这样的情境下还能成为一个纯粹的理性人。法律工作者,不能单纯机械的套用法律,更不能沦为法律机器,而应该在追求案件的公平正义中,把握情理,保留温度。当我们将对当事人设身处地的理解融入到辩护中,最终打动了二审法官,改判防卫过当,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继承纠纷诉讼时效问题的探讨
发布时间:
2020-07-27 09:25
摘要:
龚某于1992年因病去世,生前留有房屋一套,其妻继续居住至2018年去世。龚某夫妇生前育有子女五人,现五名子女因继承发生纠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各子女对遗产即涉案房屋各享有五分之一的份额。被告抗辩,父亲1992年即去世,原告提起诉讼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2年甚至20年诉讼时效,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5.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因不可抗拒的事由致继承人无法主张继承权利的,人民法院可按中止诉讼时效处理。16.继承人在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之日起的二年之内,其遗产继承权纠纷确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期间,可按中止诉讼时效处理。17.继承人因遗产继承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即为中断。32.依继承法第十四条规定可以分给适当遗产的人,在其依法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本人有权以独立的诉讼主体的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遗产分割时,明知而未提出请求的,一般不予受理;不知而未提出请求,在二年以内起诉的,应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 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第一百零三条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1987]民他字第12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费宝珍、费江诉周福祥析产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据你院报告称:费宝珍与费翼臣婚生三女一子,在无锡市有房产一处共241.2平方米。1942年长女费玉英与周福祥结婚后,夫妻住在费家,随费宝珍生活。次女费秀英、三女费惠英相继于1950年以前出嫁,住在丈夫家。1956年费翼臣、费宝珍及其子费江迁居安徽,无锡的房产由长女一家管理使用。1958年私房改造时,改造了78.9平方米,留自住房162.3平方米。1960年费翼臣病故,费宝珍、费江迁回无锡,与费玉英夫妇共同住在自留房内,分开生活。1962年费玉英病故。1985年12月,费宝珍、费江向法院起诉,称此房为费家财产,要求周福祥及其子女搬出。周福祥认为,其妻费玉英有继承父亲费翼臣的遗产的权利,并且已经占有、使用40多年,不同意搬出。原审在调查过程中,费秀英、费惠英也表示应有她们的产权份额。我们研究认为,双方当事人诉争的房屋,原为费宝珍与费翼臣的夫妻共有财产,1958年私房改造所留自住房,仍属于原产权人共有。费翼臣病故后,对属于费翼臣所有的那一份遗产,各继承人都没有表示过放弃继承,根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诉争的房屋应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他们之间为此发生之诉讼,可按析产案件处理,并参照财产来源、管理使用及实际需要等情况,进行具体分割。《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25.被继承人死亡后遗产未分割,各继承人均未表示放弃继承,依据继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应视为均已接受继承,遗产属各继承人共同共有;当事人诉请享有继承权、主张分割遗产的纠纷案件,应参照共有财产分割的原则,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其实,当我把法条列出来,被告的抗辩意见能否成立,其实已经一清二楚了。本案与最高院的答复中的情形基本是一致的,由此可见,在继承纠纷中,继承人主张分割遗产的,其实是对自己享有共有份额的确认,属于物权纠纷,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当然也就不受2年还是20年的约束。这不是今天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为这个相当于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应成为问题。但实践中,仍然不乏有继承人主张继承遗产却因诉讼时效问题而被驳回。归根结底,要搞清楚继承法第八条规定的继承权纠纷是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发条里说的是“继承权”而非“继承”,所以,重点在于一个“权”字,据此,不难理解,所谓的继承权纠纷,应当是指确定哪些人是继承人、作为继承人有没有继承资格等方面的类似于身份性质的认定,而不涉及到遗产的分割。如果各个继承人的身份没有问题,仅仅是诉求分割遗产,显然不属于“继承权”纠纷,当然也不应该适用此处的诉讼时效的规定。但实践中,如果个子女诉求分割遗产,法院通常会立一个“法定继承纠纷”作为案由,但是对照《案由规定》中有关继承纠纷案由部分【三、继承纠纷25、法定继承纠纷:(1)转继承纠纷;(2)代位继承纠纷】,可以看出法定继承纠纷的下位案由仅有转继承和代为继承纠纷两类,并不包括所谓的遗产分割。所以,如果是遗产分割,准确的案由应当是“分家析产纠纷”。我相信,如果将案由确定为“分家析产纠纷”,可能很多错误适用“继承权纠纷”诉讼时效的案件,将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也反映出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就是很多法官机械地以立案案由来适用法律。通常,案由是立案庭立案时根据诉讼材料初步确定的,真正的案由应由法官通过审理案件后得出。但是,很多法官的审理思路会跟着立案案由走,从而导致一定程度上错误适用法律。继承权纠纷诉讼时效问题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情形。在我写这篇文章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搜集的文书来看,还有相当一部分裁判对于遗产分割问题因为适用了2年及20年诉讼时效而对原告的诉请予以驳回。其实,在父母仅有一方去世而另一方继续居住在共有的房屋中时,子女很少会提出继承主张;当父母双方均去世时,一般如果有其他兄弟姐妹继续居住其中,在不涉及拆迁的情况下,也很少有人提出。这是人之常情,而法律正好保护了这种人之常情。不能因为其他继承人对父母的尊重、对兄弟姐妹的体恤(如将房屋给其中无房者居住)不主张分割,而使得其依法本应获得的继承份额丧失,这与人情不符也与法律不符。根据法律规定,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各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的,就视为接受。所以,只要各继承人没有明确放弃继承,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及时主张分割遗产,都不会影响其继承权的行使,更不会因此而丧失继承权!只要不存在法定的几种丧失继承权的情形,就不会因为诉讼时效问题而被剥夺!越来越发现,在处理案件时不要想当然,更不要理所当然,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多检索法条,很多模糊的问题或者说一贯错误的做法都可以避免。当然,我也不是每个案件都能做到,毕竟搜集资料真得很费时间,而案件很多、审限有限(搞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确定这么短的审限,导致很多案件为了赶审限急于出手而无法细致思考研究;还有更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周末、节假日这些时间也要计算在审限内,导致很多时候不能愉快地休息,老是惦记着审限有没有超)。最近在处理的另一起确认分家协议有效的案件,也给了我类似的思考,等处理完的再写。之前自己仅是单纯地根据《合同法》有关无效的法定情形来简单认定,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搜索了一些材料后,觉得还需要对分家协议的各项内容细化看,不能笼统简单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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